就仇子明被浙江丽水遂昌县公安局列为刑拘在逃人员，进行网上通缉一事，北外教授展江认为，以刑法条款来惩治媒体、记者和公民的事实和言论表达，这在现代法治国家是不被接受的。

  不信遂昌公安局真到外地“拿人”

  现代快报：在您看来，仇子明事件的深刻成因是什么？

  展江：公众对舆论监督充满着巨大期待，然而利益相关者却在极力压制舆论监督。两相博弈，互有胜败，以致舆论监督时常步履艰难，深刻原因在于与新闻媒体相关的法治不健全。

  现代快报：由于相关法治不健全，记者的合法权益如何受到保护，也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。

  展江：媒体和记者的权利在法律上如何得到保障，这是一个至今没有解决的问题。

  现代快报：这个问题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？

  展江：在现有的林林总总的法律中，我们却还找不到一条有关记者和媒体权利的授权性条款，而限制性条款却为数不少，尤其是在刑法中，不但有诽谤罪和侮辱罪，还有诬告罪，而且在近期地方公权力对付网民的过程中都被用尽。

  现代快报：有学者说，新闻出版总署去年8月24日公布、10月15日起施行的《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》可以看作是一部微型的“新闻记者法”，您怎么看？

  展江：这种说法的理由是，它规定了保护新闻记者的合法权益。比如说，“新闻记者持新闻记者证依法从事新闻采访活动受法律保护”“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干扰、阻挠新闻机构及其新闻记者合法的采访活动。”然而，这只是部门规章，不能算正式的“法”。那么，地方上买不买账就很成问题。同样是在浙江，不久前不是还有官员说记者证没用吗？这倒不完全是该官员无知。

  现代快报：近年来，异地抓记者的新闻不少见，2008年，山西检察官进京连夜抓走央视女记者的新闻我们记忆犹新。那么这次情况会怎样？

  展江：经过舆论的关注，我不相信遂昌县公安局真的还会派“捕快”到外地“拿人”。

  现代快报：经济观察报一高层人士证实，凯恩股份操纵人王白浪曾找到该报驻华东区采编负责人，试图危机公关，但遭到拒绝。如何认定这种公关的性质，公司方面又该负何责任？

  展江：我不知道所谓对报社危机公关，这是一种行贿和封口，也就是商业贿赂，这不是公关的本意，公关一词本来名声就不好，但他要遵守诚实和公开原则，在中国又被滥用了。

  “线人”的命运也值得关注

  现代快报：这次仇子明被通缉，而且是全国通缉，罪名是“损害商业信誉罪”，这意味着什么？

  展江：以刑法条款来惩治媒体、记者和公民的事实和言论表达，这在现代法治国家是不被接受的。

  现代快报：问题是，这已经成为现实。报道“纸包子”新闻事件的记者訾北佳，就曾因损害商业信誉罪获刑。当然，这两者还是有着巨大的差别的。

  展江：在我们的现有法律中，不但有针对个人的类似条款，如诽谤罪、侮辱罪等，还有针对企业法人的“损害商业信誉罪”和“损害商品信誉罪”。而在国际上，现在形成了诽谤去刑罚化的潮流，以保护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。对于媒体报道和评论中的失实行为，通常以民事诽谤（名誉侵权）法律来限制。

  现代快报：“损害商业信誉罪”和媒体人员挂上“钩”，这是颇令公众惊诧的地方。

  展江：的确。“损害商业信誉罪”和“损害商品信誉罪”主要是针对商业竞争对手的恶意诽谤行为，极少用来针对媒体，用来惩罚媒体是此案的离奇和荒唐之处。

  现代快报：南都记者说，为仇子明提供线索的浙江杭州一家公司财务总监，已经于近日被抓捕。这同样是让人惊诧的，向媒体提供线索何罪之有？

  展江：这名财务总监也就是所谓的“线人”了，其命运也非常值得关注。关于立法保护举报人，笔者在2005年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》在中国生效之日就写文章呼吁过。快报记者 刘方志

  微观

  损害商业信誉罪

  使用不当

  @陈志武：这是不能容忍的滥用公权力行为。即使有损害商业信誉，也应该按民事责任处理，不能动用通缉这样的强制力！如果连上市公司关联交易都不能追踪报道，中国还能发展什么股市？

  @曹林：一、记者仇子明，因报道凯恩股份关联交易内幕，被浙江丽水遂昌县公安局向全国发出通缉令。二、报道紫金污染事件的两位记者家属遭车祸。难道今天是记者劫吗？

  微言

  状告记者

  是企业诉讼策略

  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接受《财经》记者采访时称，对于损害企业信誉罪，最高法院应出台一个司法解释，对于媒体及媒体从业人员在什么情况下触犯法律，什么情况下不触犯法律，做一个界定。喻国明认为，一般来说，报道的责任主体应当是媒体，而非其从业人员。目前大量记者被起诉，是企业的一个诉讼策略，为的是给予记者群体一个威慑的作用。